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CC）、肝内胆管癌（ICC）和 HCC-ICC混合型3种不同病理学类型，三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组织学形态、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中HCC占85%-90%，HCC是本文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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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主要风险因素：慢性HBV(乙肝)/HCV（丙肝）感染、酒精摄入、黄曲霉素暴露；近90% HCC具有明确病因，54%的HCC病因背景为HBV感染，31%的HCC病因背景为HCV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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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不可逆肝损伤是HCC重要风险因素，80%HCC存在肝硬化；肝硬化可由HBV/HCV，过量饮酒，遗传代谢病引起；近年NAFLD成为肝硬化更普遍病因
肝癌预后常与病因相关，整体而言，HBV相关HCC预后较其它病因所致HCC差，背后真相实为不同机制下的肿瘤分子学变化差异。
全球肝癌每年新发90.6w，居第6名，死亡83w，居第3名
美国肝癌：每年新发4.2w，居第13位，死亡3.1w，居第6位；5年生存率20.8%；新发/死亡呈逐年上升趋势。粗算HCC人数=4.2×90%=3.78w
中国肝癌：每年新发42.23w，居第5位，死亡39.11w，居第5位；5年生存率12.1%；新发/死亡呈逐年下降趋势。粗算HCC人数=42.23×90%=38w
无论中美，肝癌死亡人数都接近发病人数，提示了肝癌的治疗和预后相对较差，存在较大未满足需求；从数量上看，中国人数是美国十倍左右；趋势上看，美国呈上升趋势，中国呈下降趋势。
（数据源自：Globalcan，Seer，2022肝癌CSCO指南，2021IJN文献）
美国肝癌：HCV背景＞HBV背景，HCV尚无疫苗预防；NAFLD（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也是主要风险因素之一，10-30%HCC由NAFLD导致，现有药物治疗疗效有限。
中国肝癌：HBV背景＞HCV背景，HBV有疫苗预防
不同肝病背景为“中国HCC预后差、发病/死亡呈下降趋势”提供一种合理解释：预后差的HBV背景HCC中国占比高，但HBV有疫苗预防，随着国内疫苗接种普及，发病率/死亡率呈下降趋势。
BCLC分期下，系统治疗进一步前移，患者可以更早应用系统治疗而提高整体疗效；CNLC分期下，将部分早期门静脉癌栓纳入手术适应症范围。
简而言之，早些年在肝癌治疗里，相比于美国，中国外科和介入科参与度较高，与既往药物可及性相关；中国更多局部治疗（手术/TACE/HAIC)，得益于学科技术发展。
相比美国，中国药物可及性较强，同时我国传统中医药例如淫羊藿素软胶囊在肝癌的治疗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
无论是肝病背景、流行病学，还是治疗策略及药物可及性，我国与美国存在较大不同，中国本土创新药要进入美国市场，监管角度肯定是要充分考虑人种差异问题，研究中美国人群至少是欧美人群肯是要有一定占比的，但并无明文规定，关键在于提前和FDA沟通。
